1956年初秋，北京西郊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。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院，院长的人选毫无争议，他就是刚刚冲破重重阻力从美国回国的钱学森。
张爱萍受命主持编制方案。按照聂荣臻元帅的思路，军队搞科研必须同步建立政治工作体系，因此在编制中明确要设立政治部。这一天，钱学森找到张爱萍，开门见山问道：“张副参谋长，你们为什么非要编那个政治部？”
张爱萍没有急着解释编制条例，而是反问了钱学森一句：“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？”
钱学森脱口而出：“我爱这个国家啊。”
张爱萍笑了：“对了。政治部就是要教育更多的人都像你一样，爱这个国家，为这个国家去奋斗。”
钱学森一怔，随即默然点头，也突然明白了尖端武器可以靠少数天才突破，但一个民族的国防脊梁，必须靠千千万万颗赤子之心共同铸就。
二十年后的1977年，这个道理再次被历史验证。那一年，张爱萍“二次出山”，重新主持国防科委。特殊的十年让国防科研系统几乎瘫痪。叶剑英元帅找他谈话，告诫他务必选一位好政委搭班子。
张爱萍立即想到了李耀文。他是山东荣成人，19岁入党，20岁拉起抗日队伍。解放战争中，他在三野担任26军政治委员，是有名的“山东四大才子”之一。
1955年授衔时，37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少将之一。1958年，他主动下连当兵，毛泽东听说后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好，把官气打没了。”1970年，李耀文出任驻坦桑尼亚大使，1976年离任回国后一直闲居在家。
张爱萍看中的不是李耀文的履历，而是他深知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，政委必须正直、无私、严于律己，才能带出好队伍。
那天深夜，张爱萍带着国防科委班子的几位副手，专程来到李耀文家里，给他一一介绍班子成员，李耀文只是点头应酬，显然还没搞明白这一行人深夜来访的真实意图。
告辞时，张爱萍只说了一句：“今天太晚了，你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我们到北海公园散散步好吗？”
第二天，白塔倒映湖中，杨柳依依。两位老战友坐在长椅上，张爱萍把国防科委现状摊开了说：科研停滞、人才流失……最后，他提到了二十年前和钱学森的那场对话。
最后，张爱萍意味深长地说“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缺一不可。”李耀文这才明白了张爱萍的意图，也听懂了张爱萍的弦外之音——这个时候来当政委，不是来当官，是来当“火种”的，他当即对张爱萍讲，虽然自己离开军队7年了，但如果上级信任，他义不容辞。
中央军委很快下达任命：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、党委第二书记。上任后，张爱萍亲自召集干部大会介绍李耀文，又领着他一个个登门拜访邓小平、叶剑英、聂荣臻、徐向前诸位老帅，会见国防工业各部委的领导人。
李耀文后来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：“张爱萍对我，既有良师之谊，又有战友之情。他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尊敬的好领导之一。”
1980年5月18日，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。那一天，张爱萍在发射指挥室里，李耀文在遥远的南太平洋测量船上，他们的功勋也随着导弹的升空，写进了历史的功劳册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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